分布式的长江 离不开储能的湖

（《全集》第6集，第412页）     康有为通过阐释四书之口传来重释孔子学说，释大同仍然是中心问题之一。

这一问题主要涉及两个方面，一是太平大同之学对君臣大防的突破，一是立孔教的政治创制是否会形成皇权之外的政治中心。这一批评不仅在意太平大同的教义对帝制的根本性挑战，也指出了教与政之间存在着紧张关系。

    《新学伪经考》攻刘歆作伪乱圣制，关键的主张是六经非周公所作，而是孔子所作，刘歆之罪在于夺孔子之经以与周公，而抑孔子为传。三、戊戌维新失败的反思：君臣之防的凸显与政教矛盾的忽略     康有为等人流亡之前是否对清朝抱有异志，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。二是通过重释孔子和儒学经典，阐发孔子的大同思想，或者说托孔子言大同，托孔子立大同之教，主要作品是第一次释经时期的《孔子改制考》和《春秋董氏学》，及第二次释经时期的四书重释和另两部作品。今日为据乱之世，内其国则不能一超直至世界之大同也。21［美］萧公权：《近代中国与新世界：康有为变法与大同思想研究》，汪荣祖译，南京：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，第101—104页。

    将四书重释及其他二书与《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君主立宪不可行革命书》上述论述对照，可以大致判断，后期释经六书作于1899年至此一时期，并非康有为倒填日期，虽然其中有些细节明显是此后至辛亥革命期间补入的。学者知六经为孔子所作，然后孔子之为大圣，为教主，范围万世而独称尊者，乃可明也。自己躲在暗处，让敌方处于明处，而且还要故意表示己方的弱点，以鼓舞敌方骄气。

但这样的看法，却不能解决老子思想的问题。就是魏晋以后，士人多以庄子学的眼光来看老子了，还是不断有人提出老子思想的机谋性和政治功利性。以这样的眼光看老子，当然可以认为老子思想体用一致，并无矛盾。但他只说老子以后体用分为两种系统，一为庄列的离用以为体，一为申韩鬼谷范蠡的离体以为用，而不说老子有此差异，说老子是体用一致的。

这些萌芽思想，后来在齐国的道家思想家那儿，演变为系统的理论。[4]如韩非《解老》、《喻老》，司马谈《论六家要旨》之类。

[14]见《古史辨》第四册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2年，第516页。如章太炎、钱穆诸大家皆持此种看法。第六十一章：大国者，下流也，天下之牝也。如裘锡圭认为《心术上》和《白心》两篇是道法家慎（到）、田（骈）派的作品。

物固有形，形固有名，名当谓之圣人。大体上，五四以后的现代学术研究，重视老子的政治功利和机谋权变，认为老子是站在统治者立场说话，替统治者出谋划策的，不在少数。[10]因应之道思想深刻影响了战国法家思想，也影响了战国时新政治体制的建构过程。在谈论政治道术的有关章节里，老子关心的问题是君主如何更好地管理和操纵国家，而不是生存困境的反省和人格自新。

强不能遍立，智不能尽谋。注释： [1]参见陈鼓应：《老庄新论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2年，第98页。

另一方面，又具有替统治者（侯王、治国者）出谋划策的意向，大谈如何在政治、军事、人生斗争中隐蔽自己，保全自己，克敌制胜的谋略。特别是理解为与社会功名等级系统相对立意义上的自然生活。

执其名，务其所以成，此应之道也。从古至今，这样多的人视老子为政治、军事斗争中的权谋大师，这当然是有原因的。一方面，道是指向自然生活的。所以我们看到一些谈论老子思想的著作文章，喜欢把老子思想分成若干块块，诸如哲学本体论、政治思想、辩证法（老子的谋略思想往往在这个名义下谈）等等，然后一一叙来，并不认为其中有矛盾。《史记•孟荀列传》和《史记•田敬仲完世家》中所提到齐国稷下头面学术人物，竟然泰半为道家。而且这一君人南面术思想系统的发展，要比淮河流域的人生思想系统影响大。

故庄列离用以为体，而体非其体。[15]见刘节《古史考存》，人民出版社1958年，第183页。

这是本文题义之外的问题，在这里提及，是想说明老子政治道术思想中关于制度问题的技术策略层面的考虑，虽然模糊简略，却含义甚深，开出战国秦汉道家法术政治一派。甚至最近以来，论者已不大注意这个问题。

以其形因为之名，此因之术也。诸子不能无欲，而第慕其无为，于是阴静坚忍，适以深其机而济其欲。

按说兵事最为凶险，谈兵的人也最易滋生暴虐不仁，视杀敌为快意乐事的心肠。如第三十六章：将欲歙之，必固张之。有时是指顺民之欲应时之俗，如第六十六章所谓：欲先民必以身后之，是以圣人处上而民不重，处前而民不害，是以天下乐推而不厌，大体是这层意思。另一方面，道又是指向政治功利的。

其对战国西汉思想界的影响，也以政治家（含法家）兵家为主。而上述政治道术思想，对现实社会的批评是技术性的和策略性的，在价值观上是与现行价值原则（特别是政治功利的价值）妥协的，在社会立场上则明显地不甘居于边缘，试图介入主流社会。

老子被后世一些人视为阴谋术鼻祖，实在是韩非的大手笔在里面发挥了关键作用。所谓阴谋欺诈，在习惯用法上都是指存心不良的人，暗以诡谲之计施害于人，而谋己之利。

《阴符经》之说，盖出于此。这两种倾向，看似具有一致性，但其实是相互歧异。

但是那个时代的老子研究，大多数学者都赞成《老子》一书晚出，晚至战国末期或西汉前期，除胡适等少数人坚持《老子》书早出的传统说法外，晚出说几乎成了定论。老子谈谋略之道，则大体看出没有施害于人的不良存心。（这当然是从老子道论中引申的思想）应当谨慎地尊重固有制度，民俗风尚。政治与兵事皆有敌手，属人生搏斗的舞台，所以老子谋略之道，处处暗含如何制人而不为人所制之意。

（3）以科层化的文官制度为管理阶层，代替世卿世禄制。下面着重说明的是，老子之道，还有一种政治谋略的意向。

自然之道在这里表现为一种技巧性的示范，一种（政治人生的）技术准则而非价值准则。…… 从这一段话可以断定，魏源其实已意识到老子思想有两种相异的倾向，即体与用之间的差异。

庄周无欲矣，而不知其用之柔也。《庄子》在哲理上比《老子》深，但庄子思想比老子思想好懂。